js77888金莎官网地理信息系统支持的兴隆洼文化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

作者: 公司简介  发布:2019-10-21

Casselberry [7]


地区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9页。[2] Childe, V. G., 1956: Man Makes Himself. Moonraker Press, Bradford-on-Avon.[3] Wailes, Bernard . 1996. Craft Speciali6z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Memory of V. Gordon Child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4] Costin, Cathy L. 2001. “Craft Production System”, in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Edited by T. D. Pric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5] Cobb, Charles R. 1996. Specialization, Exchange, and Power in Small Scale Societies and Chiefdoms.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17: 251-296.[6] Costin, C. L. . Craft specialization: Issues in defining, documenting, and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M. B. Schiffer.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3: 1-56.[7] Deal, M. . Pottery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Central Maya Highland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8]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9]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10]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24、111、112、129页。[11] Costin, Cathy L. 1991. Craft Specialization: Issues in Defining, Documenting, and Explaning the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edited by Michael B. Schiffer, pp. 1-56.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scon, AZ.[12] Green, S. W. . Approaching archaeological spa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Interpreting space: GIS and archaeology. E. B. W. Zubrow. London & New York &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3-8.[13] Zimmerman, L. J. . Prehistoric Locational Behavior: A computer simulation.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4] Clarke, K. C. . "Advances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10 : 175-184.[15] 高立兵:《时空解释新手段 - 欧美考古GIS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考古》1997年7期,页89-95。[1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河南颖河上游考古调查中运用GPS与GIS的初步报告》,《华夏考古》1998年1期。[17] Rapp, G. R., Jing Zhichun, et al. . Anyang Project: Co-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and Landscapes, Annual Report for 1998-1999. Unpublished report.[18] Qiao, Yu .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Yiluo region: A GIS based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area analysis, (unpublished MA thesis).[19] 中美联合两城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4期。[20]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2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科学出版社,2004年。[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24]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58-74。[2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1期。[26] 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27] 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28] 刘国祥:《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29] 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97年1期。[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1期。[31] 刘国祥:《论滦平后台子下层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3] Chang, Kwang-chih . "Study of the Neolithic social grouping: Examples from the New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 298-334.[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35] 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58-74。[36] Gargett, R. and B. Hayden . Site Structure, kinship, and sharing in Aboriginal Australia.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patial Patterning. E. M. Kroll and T. D. Price.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11-32.[37]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琪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38] LaMotta, V. M. and M. B. Schiffer . Formation processes of house floor assemblages. The Archaeology of Household Activities. P. M. Alli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29.[39] 李新伟:《我国史前房屋的废弃习俗》,《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40] 这是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克拉克实验室(Clark Labs)开发的地理信息系统主流软件。详情可访问其网站http://www.clarklabs.org。[41] 在对南台子和白音长汗两处遗址居住面出土石制品的统计中都计算了石料及半成品的数量。据简报表一,南台子F5出土“较多石料、及石器半成品、石块”,但无具体数目。因简报图三中F2石料及半成品多达21件,F5数目可能超过21件,故归入一级房屋。[42] 据简报表一,F6居住面上有石块,据图四,石块数量为8块,形状与F2居住面石料相似。据表一,F16居住面上也发现石块,估计也可能是石料。[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6期。[44] Winter, M. C. and J. W. Pires-Ferreira . Distribution of Obsidian among households in two Oaxacan villages. 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 K. V. Flannery. New York, Academic: 306-311.

12.8

原文出自《考古》,2008年第6期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 兴隆洼文化Keywords: GIS craft specialization Xinglongwa cultureABSTRACT Craft specialization is one of the crucial criterions for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 Systematic research on intra-site distribution of artifacts and raw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interpret craft specialization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 This paper is an experim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the study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 a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dating to about 8300 to 7000 BC. The data of two well-preserved and completely excavated settlements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the Nantaizi and Baiyinchanghan sites in Inner Mongolia, was digitaliz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GIS software to find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facts. The abnormal distribution of stone artifacts and raw materials demonstrates that primary craft specialization might have emerged as early as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in China. 一 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起了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广泛关注[1]。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考古学界完成了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将研究重点转到复杂社会产生和早期国家起源等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研究上来。因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为探索文明时代或早期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自然引起了普遍关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耳德(V. Gordon Childe)是开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中特别强调,附属于社会上层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Craft Specialization)是城市革命的重要特征[2]。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已经成为与聚落考古学研究、墓葬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并立的,探索早期国家起源的最重要考古学方法[3]。 较早的研究都是以早期国家和前国家的高级复杂社会如酋邦为背景的。很长时间内,专业化生产都被认为是在社会复杂化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出现的。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到前复杂社会和简单复杂社会,并给专业化生产下了一个宽泛的、考古学上可操作的定义:某种物品的生产者比使用者少,就可以说出现了该物品的专业化生产[4]。新的研究表明,其实人类基本没有经历过完全自给自足的阶段,一个原始成年人,很少既自己获得食物,又自己制造工具,自己做衣服。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物品提供给他人并接受他人生产的物品的现象早已存在,也就是说,原始的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也很早就有[5]。 学者们当然认识到前复杂社会和简单复杂社会中的专业化生产与前国家酋邦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的专业化生产有很大区别,因此开始将专业化生产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Costin[6] 和Deal[7] 等人将早期专业化生产命名为初级专业化(elementary specialization)生产,其特征是专业化生产与亲属集团密切相关,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是业余从事的,大多服务于聚落内部的消费。目前,研究的焦点转向专业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规模由小到大的过程。学术界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对早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是理解复杂社会高级阶段的专业化生产的前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与其它人文科学一样,一直继承了这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优良传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问题因此广受重视。苏秉琦在其一系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论述中,一再强调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作用[8]。其他学者在论及文明起源时也多列举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为进入文明门槛的标志之一[9]。苏秉琦提出,专业化生产出现的时间相当早,由查海和兴隆洼遗址可以看出,七、八千年的辽西地区,制玉已经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石器生产专业化,制陶技术明显改进,社会大分工已经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10]。但是,因为恩格斯在其经典论述中认为专业化生产出现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并与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国内的主流意见仍然认为专业化生产在公元前3300前后萌芽,在公元前3000前后开始的龙山时代得到快速发展,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大体合拍。对公元前3300年之前的专业化生产情况忽视,使得整个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缺乏时间纵深,难以对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难以深入理解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过程。因此,对我国史前时代早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成为亟待开展的课题。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尝试。 对各种人工制品,如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在遗址中空间分布状况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重要信息[11]。在这种分析中,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成为考古学家手中的利器。地理信息系统是以电脑为工作平台处理空间数据库的系统,它可以对各种空间要素进行表现、分析、对比以至运算[12]。地理信息系统本不是为考古学开发的,但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常常要进行空间分析的考古学家们开始对这一新潮的空间分析手段产生兴趣[13],尝试着利用其强大的功能,使考古学空间分析更加科学化。至八十年代,它被广泛运用于遗址位置预测、文化遗产管理及聚落形态分析[14]。九十年代,随着一些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的开展,地理信息系统被引入到中国考古学界[15],主要被应用在区域聚落调查过程中数字化模型的建立。河南颖河流域考古调查[16]、安阳考古调查[17]、伊洛河流域考古调查[18],山东日照两城考古调查[19]和内蒙古赤峰半支箭河考古调查[20]等项目中都有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参与。从目前发表的论文看,主要是在数字化地图上更准确地标注遗址的位置,以三维地图更好地表现遗址与地貌的关系,还缺乏真正的对遗址空间要素的分析,但一些成果已经显示出地理信息系统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诱人前景。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一个遗址内部遗存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在国内考古学界还是个崭新的课题,本文选用的试验标本是兴隆洼文化的两个保存较好、发表资料充分的重要聚落: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21]和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22],试图通过对两聚落房屋内遗物的全面空间分析,发现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线索。 兴隆洼文化分布在今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地区,时代约在公元前8300年至公元前7000年,正当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自1982年以来,已经对该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23]、兴隆沟[24]、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县白音长汗、辽宁阜新查海[25]等多处重要聚落进行了全面揭露式的发掘,积累了丰富资料。通过对兴隆洼文化石制工具的分析[26],特别是通过对兴隆沟遗址土样水选结果的分析,学者们基本认定兴隆洼文化已经开始种植黍[27],但各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狩猎仍然是食物的重要来源[28]。兴隆洼文化聚落面积多在数千至3万平方米左右,聚落一般有壕沟环绕,沟内为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址。每排房址的中间位置,一般有一个较大的房屋。目前发现的墓葬基本都是居室葬[29],各墓葬之间在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上有些差别,兴隆洼遗址房屋F180中的墓葬M118随葬了两头整猪及玉器、骨器和石器等物品,是高等级墓的代表,墓主身份非同一般[30]。简言之,由居中的大房子和随葬品较多的墓葬看,以狩猎和原始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兴隆洼文化社会已经产生了等级分化的萌芽。在这种背景下,陶器、石器和骨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呢?是各个家庭自主生产还是产生了受社会上层控制的一定程度的集中专业化生产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二 南台子遗址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1年进行了三个月的发掘,揭露面积3100平方米,兴隆洼文化遗迹主要包括34座半地穴房址和11座灰坑,大致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31]。各房屋居住面上保存着大量陶器、石器等遗物[32]。房屋大致呈三排分布,北侧两排距离更近,整体又可分南、北两区。发掘区的周围为一片空白地带,所以可以确定发掘出的遗迹在聚落中为相对独立居住单元。js77888金莎官网 1图一 南台子遗址石制品空间分布图 白音长汗遗址位于内蒙古林西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8、1989和1991年对其进行了三次发掘,揭露面积7000余平方米,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主要为南北相邻的两处聚落,各以围沟环绕。北侧A区聚落基本完整,内有房址29座。南侧B区聚落的东南部受到破坏,残存房屋24座(未计算被BF28打破的BF30)。两聚落规模均与南台子相近。A区房址大致排列成四排,其中东部两排距离很近,似为一组,这样,可以认为整个聚落有西、中、东三组房屋,西组和中组各有9座房屋(AF18和AF12归入中组),东组有11座房屋。B区房屋大致分三排排列,可以认为也整个聚落也由西、中、东三组房屋组成,西组和中组各有10座房屋(BF70和BF60归入中组),东组可能因为受到水土流失和断崖倒塌的破坏,只残存了4座房屋。js77888金莎官网 2图二 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晚期A区聚落石制品分布图js77888金莎官网 3图三 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晚期B区聚落石制品分布图 张光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美洲新石器时代聚落的研究中即指出村落布局与亲属组织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按规划建造的村落很可能对应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社群,每座房屋中居住的可能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或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33]。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单间房屋中多有灶,日常陶器包括炊煮器、饮食器、容器和存储器,种类齐全,几乎都有生产工具。这样的房屋中最可能居住的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相对独立的核心家庭[34]。兴隆沟遗址中,发现有成年男女和儿童在同一房址中埋葬的现象,其中F22的居住面上,发现有成年男女各一人和儿童二人[35],表明兴隆洼文化每座房屋中很可能居住着一个核心家庭。Gargett和Hayden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表明,亲属关系越近的家庭一般也住得越近[36]。我国学者一般也认为同组聚集或同排而列的房屋可能代表关系密切的亲属集团[37]。因此,南台子和白音长汗遗址的每排房屋,应该代表由同排核心家庭组成的更大的亲属集团。南台子遗址中,北边第二排以聚落最大房址F4为中心对称排列,且与北一排距离很近,可以视为北一排的附属,目前发掘揭露的34座房屋,应该由大概由南北两个亲属集团组成。白音长汗的A、B两组聚落则可能各包括三个亲属集团。 在对房屋内遗留的器物做空间分析之前,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同聚落中房屋的共存性问题。对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表明,南台子遗址兴隆洼文化聚落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白音长汗遗址A、B两聚落均属兴隆洼文化晚期。但兴隆洼文化中期和晚期的跨度各约有300余年,而半地穴房屋的使用寿命肯定没有那么长,类型学研究只是增强了同聚落遗迹共存的可能性。对遗迹布局的分析可以为其共存性提供更确凿的证据。上述聚落的房址均成排规整排列,明显是经过统一规划布局的,最有可能是在建立聚落时就根据人口规模,一次性完成了大多数房屋的建设。在聚落使用过程中,房屋虽然有所兴废,但基本的房屋布局并没有改变。因此,从房屋布局看,各聚落内的大部分房屋很可能曾经共存过。第二,房屋废弃过程和居住面上遗物性质的问题。希佛指出,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古代房屋遗存经历过三个阶段,一是居住使用阶段,二是废弃阶段,三是废弃后埋藏阶段。与其它两个阶段相比,废弃阶段要短暂得多,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房屋遗存的内容和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8]。希佛特别指出,仪式活动在房屋废弃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直接影响着居住面上遗存的形成。兴隆洼文化流行弃屋居室葬,即在房屋的主人因某种原因死亡后,将其放置在房屋中,其它人移居别处。有弃屋居室葬的房屋内,遗物一般较丰富,日用陶器、石器等都基本按照房屋使用时的位置保留在了居住面上,其功用可大致类似墓葬中的随葬品[39]。南台子和白音长汗遗址的兴隆洼文化房屋内均未见居室葬,很多房屋内遗物较少,特别是陶器较少,推测聚落是被有计划废弃的,一些日用品在废弃时被带走了。因此,考古发掘发现的房屋居住面上的遗物并不能完全反映房屋使用时期用品的数量和空间分布情况。但这些残留遗物应该与房屋使用时期发生在房屋内的人类行为有关,其分布形态会多少透露出房屋使用时期的信息。 总之,虽然不能确定所各聚落内所有房屋都一直共存,而且可以肯定发掘所见房屋居住面上的遗物远非房屋使用时期用品的全部,但只要充分考虑到资料的这些局限性,我们仍然可以期待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帮助进行的遗物空间关系分析会提供有关聚落生产和生活的重要信息。三 本文研究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为Cartalinx[40],分析软件为Arcview。操作程序大致是1)将遗址平面图扫描并转化成特定格式做为数字化的底图;2)在Cartalinx界面中以鼠标描绘每一座房址,将其数字化,Cartalinx会自动生成一个表格,每个房址占有一行;3)在表格中设定各列的内容,并填写。我们设定的内容有房址的面积、遗物总数、陶器总数、石制品总数、骨器和骨骼总数、各类陶器的总数、石制品种类、骨器或骨骼的种类等;4)将数字化的房址和对应的表格转化为适用于Arcview的格式;5)在Arcview中生成各种表示遗物在房址中分布情况的示意图。我们选择按遗物数量将房址分为三个等级,遗物最多者为一级,用黑色表示,次多者为二级,用灰色表示,最少者为三级,用白色表示。鉴于石器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而且保留数量较多,本文只分析石制品在房屋中的分布情况。 图一表现的是南台子遗址石制品在房屋中的分布情况[41]。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出石制品分布的一些重要特征。首先,石制品最多的一级房屋共有8间,其中6间集中在北半部,南半部房屋中只有1间。其次,位于北边第一排中间的房屋F4属于石制品最多的房屋之一,该房屋在聚落中面积最大,位置最显赫。第三,F4东侧的五座房址F1、F2、F3、F5和F32均为石制品数量较多的一级房屋。第四,聚落中只有五座房屋出土石器原料,而其中四座房屋正是紧邻F4的F2、F3、F5和F6[42]。据简报图四,F2中的石料集中在房屋的东部,数量约21件。据简报表一,F5中发现“较多石料及石器半成品、石块”。第五,聚落中有五座房屋出土了细石器,其中就有F4和它附近的F1和F32。F32是聚落中出土细石器最多的房址,数量达21件。第六,北部房屋中另一个出土石制品数量达到一级标准的是F14。该房屋共出土细石器12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南侧的灰坑H23中出土细石叶达200多片。第七,F4所在聚落最北排有9座房屋,其中有5间一级房屋,4间二级房屋,也就是说每间房屋都出土超过4件石制品,其中5间房屋出土超过11件石制品,这与南部19间房屋中10间出土石制品少于3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图三可以清楚看出,白音长汗遗址A区聚落内石制品在房屋中的分布明显不均匀。首先,出土石制品最多的4座一级房屋有3座集中在东组,而且均聚集在其北侧。其次,东组一级房屋AF32中,研磨工具集中分布在房屋西偏北处,计有3件磨棒、1件杵和1件研磨器。该房屋中还出土其它2件磨棒。第三,东组一级房屋AF25中,砍斫工具集中出土在房屋偏西北处,计有2件斧、1件凿、1件斧型器、1件锛和1件可能也具有砍斫功能的铲。该房屋中还出土其它2件凿和1件斧。第四,东组二级房屋AF37中,刮削器较集中分布在房屋的南角,计有2件刀、1件石片和1件石刃。第五,西组的9座房屋均为出土石制品少于5件的三级房屋。 图四显示,白音长汗B区聚落内石制品在房屋中的分布情况也是明显不均衡的。首先,仅有的两座出土石制品最多的一级房屋为占据西组房屋正中位置的BF74和BF73。其次,BF74中磨盘、磨棒集中分布在房屋北侧,计有3件磨盘和2件磨棒。房屋西南边集中分布2件铲和1件铲坯。第三,BF73居住面上的石制品包括4件刀和6件铲,其余为敲砸器和石块,未见其它房址中常见的磨盘、磨棒及斧等。四 综合上述现象,虽然如前所述,房屋中的石制品遗存可能不是房屋使用时期的原状,但地理信息系统分析表现出的石制品空间分布显然不像是随机或偶然的结果。根据石制品数量和种类的不均衡分布中,我们可以对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专业化生产情况做一些推测。 在南台子聚落中,因为石料和半成品的分布以F4为中心,有理由推测,石器生产似乎更多地发生在F4周围的几座房屋中和F4所在的聚落最北边一排。鉴于F4在聚落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进一步推测,F4在石器生产中可能起到了组织管理的作用。一些需要更多加工时间和更高加工技术的石器,一些需要特殊的、本地稀缺的原料制作的石器,很可能是由居住在F4中的成员组织居住在其周围属于同一亲属集团的人员生产的。F14显然可能与聚落的细石器生产关系更密切。 兴隆洼遗址也有细石器专业化生产的证据。该遗址居室葬M118内出土了900多片细石叶,其中195片出土在墓主身边,715片出土在填土中。墓主身边还出土有小石块,可能与细石器的制造有关。M118是兴隆洼聚落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其所在的F180有是聚落中位置显赫的房屋,M118墓主的身份应该非同一般。该墓中出土如此之多的细石叶不是偶然的,合理的推测是,细石器的生产可能被聚落中的上层人物控制。兴隆洼文化的继承者赵宝沟文化的社会上层继承了控制细石器生产的传统。赵宝沟文化晚期的小山遗址F2中出土2482片细石叶和石核,该房址位于聚落的最高处,位置显赫,房屋的主人在聚落中明显居于领导地位[43]。 Winter 等学者对中美洲史前时代的燧石工业做过充分的研究。他们指出,聚落中的上层人士可能会控制燧石的原料来源,囤积原料,在需要时,将原料分配给其亲属进行燧石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聚落内各房屋发现的燧石原料因为是经过统一分配而来,在种类构成上会相近[44]。南台子遗址的细石器原料未经鉴定,我们还难以了解各房屋内出土细石器原料的种类构成。但由细石器的分布状况看,兴隆洼文化的细石器生产很可能符合Winter等提出的受社会上层控制的生产模式。 白音长汗A、B两组聚落房屋内出土的石制品中没有多少可以确定为与石器生产有关的石料和半成品,难以从其分布状况推测石器生产的情况。A组聚落一级房屋AF32内研磨工具集中分布,AF25内砍斫工具集中分布,二级房屋AF37内刮削器较集中分布。B组聚落一级房屋BF74中磨盘、磨棒集中分布在房屋北侧,BF73居住面上刀、铲数量明显多于其它房屋。如果说不同种类的石器对应不同的生产活动的话,这种石器种类不均衡分布的情况似乎表明,一些生产活动可能更多地由某些房屋内的居住者进行:如果研磨工具主要与食物加工有关,AF32和BF74内居住人员可能更多地从事食物采集和加工工作,或者说食物加工工作更多地发生在这两座房屋中;如果斧、锛、凿等工具主要与木材加工有关,则相关生产活动可能更多地发生在AF25中;需要使用刮削器及刀、铲这些工具的鞣皮等工作可能更多发生在AF37和BF73中。AF32、AF25和AF37同在A组聚落东组的北端,而BF74和BF73则位居B组聚落西组的中心位置。可以推测,两组聚落中的生产活动很可能主要是由某些亲属集团组织进行的。 综上所述,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对南台子聚落和白音长汗A、B两聚落的分析结果显示,在辽西地区,初级的专业化生产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存在,并受到社会上层的控制。这种专业化更象Costin和Deal等人描述的初级专业化,即专业化生产与亲属集团密切相关,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是业余从事的,大多服务于聚落内部的消费。因为缺乏对相关石制品的直接观察分析,本文的推论有相当的局限性,若要获得对早期专业化生产的更充分的认识,还需要更多细致而切实的研究。引文:

Naroll [5]

加利福尼亚

6

加利福尼亚

单元号

单元中陶器总数

单元中大房子数

大房子陶器平均数

F19

71

3

23.66667

F8

41

5

8.2

F14*

65

4

16.25*

F37

78

3

26

F56

52

8

6.5

F24*

35

3

11.66667*

F64

14

3

4.666667

F32

81

2

40.5

F34*

30

2

15*

F81*

72

4

18*

F85*

37

2

18.5*

F30

72

2

36

F28*

30

2

15*

F76

10

, ,

2

5

F72*

57

3

19*

F68*

81

4

20.25*

F42*

36

2

18*

F44*

49

3

16.33333*

F39

37

1

37

世界各地区的18 处地点

波兰

本表根据注3中TABLE 1制成表二 对世界不同地区人均居住面积的研究

秘鲁

考古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利用考古资料进行人口规模推测的方法。通过墓葬数量以及死者的年龄结构进行推测是一种重要的方法[9]。美国考古学家C. G. Turner和L. Lofgren在对美国西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实践了一种很有启发意义的方法。他们根据每座房址中炊煮用陶罐和饭碗的数量进行了人口推测,得出了每个家庭平均有5.3人的结论[10]。Cook则试图根据陶器损坏更换率和遗址发现陶器总数推测人口[11]。 中国考古学家也在不断借鉴和探索推测古代人口的方法,通过墓葬资料推测人口是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之一[12]。在利用房屋遗存对人口进行推测时,学者们采用的方法大致为根据房屋中摆放器物空间以外的剩余空间的面积推测每座房屋中居住的人数。在对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人口进行推测时即采用了此方法[13]。进行这种推测时,一般选择居住面遗物比较丰富的房屋,而且假设因为某种原因,这些房屋中的生活用品基本被全部大致按照房屋使用时期的位置保留了下来。姜寨遗址遗物丰富的房屋大多为面积10~20平方米的小型房屋。F14面积为14.9平方米,居住面上有陶器11件[14],另有石器、骨器、装饰品等。该房址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发掘者推测是因偶然失火被烧毁,物品因来不及抢救得以基本按原样保留。房屋内的剩余空间大致可容3~4人居住。F46面积近10平方米,居住面上有陶器15件,剩余面积也只能容3~4人居住。 上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是我们对尉迟寺遗址人口规模做出推测的重要参考。二 尉迟寺遗址第一部发掘报告对每座房屋的人口做出了推测,依据是房屋面积和居住面上器物的种类。报告认为,该遗址排房中的大房间使用面积多在10平方米以上,去除摆放物品占用的空间,可供约3~4人居住。屋中多有灶,日常陶器包括炊煮器、饮食器、容器和存储器,种类齐全,几乎都有生产工具。这样的房屋中最可能居住的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相对独立的核心家庭[15]。这一推测是很有说服力的。 张光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美洲新石器时代聚落的研究中即指出村落布局与亲属组织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按规划建造的村落很可能对应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社群,每座房屋中居住的可能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或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他在研究中还提出了考古实践中确认某座房屋中居住的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展家庭的参考标准。核心家庭的特征包括1)房屋面积适宜一个核心家庭居住,2)房屋中的用品适合少量人使用,3)房屋明显是更大家庭组织的一部分。与此相对,扩展家庭的特征包括1)居住面积较大,2)屋内用品较多,3)聚落中的房址有明显的面积大小和遗物丰富程度差别,若以面积小而遗物少的房屋为核心家庭的标准,面积大而遗物多的房屋明显可以容纳更多核心家庭[16]。可见,房屋面积是推测其中居住人口数量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面积大则居住人口多,面积小则居住人口少,是顺理成章的推测。 我国史前居室葬的资料也支持许多单间房屋中很可能居住着包括夫妻和子女的核心家庭的推测。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中,发现多例成年男女和儿童在同一房址中埋葬的现象,似乎表明每座房屋中居住着一个核心家庭。其中F22的居住面上,发现有成年男女各一人和儿童二人[17]。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房址F8灶坑中有两具人骨,分别为6岁左右和8~9岁的儿童。房址西北角的室内窖穴内有一年龄在18~19岁的女性人骨[18]。将这种核心家庭的人口定为3~4人,当与实际情况相差不远。这一人数与上面提到的各学者对美洲印第安人聚落每座房屋中居住人数的民族学研究的平均数也相符。与Turner和 Lofgren根据陶器数量对美国西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每个家庭平均人数的推测也相去不远。 正如张光直在数十年前指出的、Turner和 Lofgren在实践中又证明的一样,房屋中陶器的数量也是判断居住人口的重要指标。对尉迟寺遗址房屋居住面上遗物丰富,为我们通过分析遗物的数量和种类推断房屋中的人口提供了可能,但该遗址房屋废弃过程是我们开始分析前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希佛是力倡加强对考古遗存形成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指出,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古代房屋遗存经历过三个阶段,一是居住使用阶段,二是废弃阶段,三是废弃后埋藏阶段。与其它两个阶段相比,废弃阶段要短暂得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完成了,但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房屋遗存内容和形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对废弃过程的充分思考,考古学家就很难对揭露出的房屋遗存做出适当的分析[19]。希佛特别指出,仪式活动在房屋废弃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直接影响着居住面上遗存的形成。 我国史前房屋废弃习俗的研究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王仁湘1982年即讨论过弃屋居室葬问题[20],随后有陈星灿[21]、杨虎、刘国祥[22]等论及。王仁湘近年又发表文章,对相关研究做全面梳理[23],补充了新的资料,并对其内涵进行深刻剖析,使得对这一特殊习俗的研究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李新伟也曾撰文较全面地列举过我国史前考古中发现的可能与房屋废弃有关的仪式活动,其中包括移灶、弃屋居室葬、焚毁房屋、有意摆放器物、毁器等[24]。 尉迟寺发掘者的最新观点认为,尉迟寺房屋是被人为毁坏的。因为“每一排房子倒塌后的红烧土堆积,都非常规整,而且这种现象在每排房基清理之前都是一样的平整,就是说,房子在毁坏过程中只有经过了有意识的掩埋,才会出现平整和有规律的堆积,如果是自然过程中的倒塌,其堆积表面应该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倒塌的范围也不会如此规整”。尉迟寺第一部报告曾指出,尉迟寺房址中的陶器、骨器和蚌器多有火烧痕迹,房屋废弃前很可能经过火烧。但正如发掘者指出的,这类红烧土房屋可燃物很少,不容易起火;若真发生了火灾,居民也应该有时间把器物抢运出来,不会留下如此大量的遗物。因此,即使房屋废弃时确实发生过火烧,有意放火焚烧的可能性很大,火烧是废弃仪式的一部分。这种习俗在我国史前时代颇为常见。上面提到的姜寨遗址F14很可能也是在废弃时被有意烧毁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2号房址中也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而且其居住面上的器物极其破碎,似是被有意毁坏,火烧和毁器可能都是废弃仪式的组成部分[25]。我国史前有居室葬的房屋也多明显是被烧毁的,庙子沟遗址许多有居室葬的房屋、河南洛阳王湾遗址F3[26]、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F2[27]等都是这种情况,火同样是在举行废弃仪式时被有意点燃的。房屋废弃时可能会发生器物被集中摆放的情况。尹家城遗址房址F204居住面上有76件陶器,包括炊器、食器和贮藏器。其中炊器13件,包括12件鼎和1件甗,明显超出其中居民所需的日常陶器量。尉迟寺遗址房址F33和F37中遗物非常丰富。F33面积17.43平方米,居住面上有遗物83件,包括18件鼎和14件杯;F37面积17.71平方米,居住面上有遗物67件,包括21件杯。两座房屋都是有灶的居室,应该不是储藏间,而其中的遗物数量也明显超出屋内居住人口日常所需,这些物品显然是在废弃时因为某种原因被放置在屋内的。 尉迟寺遗址房址居住面上的器物总数为1077件,其中陶器为948件,约占88%。居住面上保存有如此众多的陶器,在目前发现的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第三期遗存也有长排房建筑,共有房屋33间,绝大部分房间内没有遗物[28]。因此我们推测这948件陶器很可能非常接近聚落废弃时居住人口的日用陶器总数,在聚落居民迁徙时,因不便携带或因某种原因不愿携带这些陶器,便把它们全部弃置在房屋中。 至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论,作为下面根据陶器数量和种类推测尉迟寺聚落人口规模的假设前提:1)尉迟寺遗址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被有意识、有计划废弃的;2)废弃发生时,当时居民因不便携带或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携带其日用陶器,便把它们几乎全部弃置在房屋中;3)因为受发生在废弃时的仪式活动的影响,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的每间房屋中的遗物在种类、数量和摆放位置上与该房屋使用时期都是有区别的。四 按照张光直提出的标准,“房屋中的用品适合少量人使用”是判断房屋中居住着核心家庭的重要标准。根据历次发掘的结果,尉迟寺聚落中10平方米以上,且大多有灶的大房子约有58间[29],平均每间拥有陶器约16件,这对于一个3~4人左右的核心家庭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数量。也就是说,陶器的数量支持大房间居住3~4人的推测。下王岗遗址排房中遗物最丰富的房屋F39,面积18.79平方米,与尉迟寺的许多房址面积近似。该房址有火烧痕迹,火烧有可能也是房屋废弃仪式的一部分,屋中的大部分日用陶器被保留在了居住面上,共有11件,与尉迟寺房址陶器平均数接近。估计10余件陶器是当时一个一般核心家庭的日常所需。 除了对陶器总数的分析,如果能够确定某种器物基本上是每个居民拥有1件,那么这种器物的数量应该接近整个聚落居民的数量。对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随葬品种类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确定这类器物提供一些线索。js77888金莎官网 4图一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土坑墓随葬陶器出现频率js77888金莎官网 5图二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土坑墓随葬陶器单独出现频率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瓮棺葬,绝大部分除了作为葬具的陶器外,无其它随葬品。土坑墓共112座,其中多半没有任何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葬有50座,其中有陶器随葬的为41座,主要器类的出现频率见图一[30]。可以看出,陶杯是最普遍的随葬器物,共有21座墓葬出土。除了总出现频率,还有一个判断器物与个人对应关系的重要指标,就是器物单独出现频率。随葬陶器的41座墓中,共有21座只有1件陶器出土,各类陶器的出现频率见图二,可以看出,陶杯在5座墓中是唯一的随葬陶器,其单独出现率仅次于鼎。此外,在极少的可以确定有随葬品的瓮棺葬中,有3座(M162、M194和M321)的随葬品有陶杯各1件。有陶杯随葬的21座土坑墓中,11座只有1件陶杯,其余10座有2~8件不等。出土多件陶杯的墓葬多等级较高。如出土有1件觚形杯、2件高柄杯的M136共有29件随葬品,包括猪下颌1件、猪獠牙2件、獐牙5件和玉坠1件。出土有1件觚形杯、1件折腹杯和1件高柄杯的M147为一有二层台的成人墓,随葬品17件,包括獐牙、鳖甲和玉坠等,墓主头骨和胸骨还残留有红彩,觚形杯上也有红色彩绘。可见,拥有多件杯者,多是身份特殊人物。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陶杯在尉迟寺聚落中有很强的与个人的相关性,尉迟寺居民每人很可能至少拥有1件陶杯,而且除去某些特殊人物外,大多数人很可能只拥有1件陶杯,遗址房屋居住面上陶杯的总数应该与聚落居住人口总数相差不远。尉迟寺房屋居住面上共出土各类陶杯201件,58间大房屋中平均每间3.5件,按每人大致拥有1件陶杯计算,这与每间大房屋中居住3~4人的推测正相符合。 鼎虽然在土坑墓中的出现率排在第5位,但其单独出现率确高居第1。在21座只有1件陶器随葬的墓中,6座随葬的是1件鼎。此外,在170多座瓮棺葬中,鼎是仅次于罐的重要葬具,共有117件鼎在81座瓮棺葬中被当做葬具使用,其中55座使用了1件鼎,18座使用了2件,7座使用了3件,1座使用了5件。鼎的个人相关性也非常高。尉迟寺房屋居住面上共出土各类陶鼎205件,58间大房屋中平均每间也是3.5件,按每人大致拥有1件计算,与每间大房屋居住3~4人的推测也是符合的。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尉迟寺遗址大房屋每间居住着3~4人的核心家庭是合理的。一般认为,聚落内部的房址布局与亲属关系密切相关。Gargett和Hayden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也表明,亲属关系对聚落的布局有很大影响,一般情况下,亲属关系越近的家庭居住得也越近[31]。在对我国史前聚落,如半坡[32]、姜寨遗址[33]的分析中,学者们也大多认同房屋布局反映着亲属关系[34],并大体按照距离远近对房屋进行分组[35]。尉迟寺遗址相连成排的房址可看作一个更高一级的基本社会单元,对应着包含若干核心家庭的扩展家庭。根据最新的发掘成果,聚落中有20个这样的单元[36]。其中F39同排中的其它房屋已遭破坏,只剩下它作为该单元的代表。F37、F38与F53~F63连成一排,其中F55与F56间有错位,而且F55的东墙和F56的西墙没有完全相连在一起,故以此两间房屋为分界,将此排分为两个单元,即F37单元(包括F37、F38和F53~F55)和F56单元(包括F56~F63)。小的扩展家庭包括两个核心家庭,人数在6~8人,大的扩展家庭包括如F56单元,则可能有近30人。由现存的大房屋数量看,当时聚落人口大致为174~232人。考虑到有些小房屋也可能住人,并且有些房屋已经被破坏,实际人口可能会达到300多人。 上面我们通过对陶器数量和种类的分析,提出了支持尉迟寺遗址大房屋居住着3~4人的核心家庭这一推测的证据。下面,我们将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一步分析各类遗物在房屋中的分布情况,探讨各核心家庭之间、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之间及各扩展家庭之间的关系。 地理信息系统是以电脑为工作平台处理空间数据库的系统,它可以对各种空间要素进行表现、分析、对比以至运算[37]。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常常要进行空间分析的考古学家们开始对地理信息系统产生兴趣[38],至八十年代,它被广泛运用于遗址位置预测、文化遗产管理及聚落形态分析[39]。九十年代,随着一些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的开展,这一方法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考古学界[40],河南颖河流域考古调查[41]、安阳考古调查[42]、伊洛河流域考古调查[43],山东日照两城考古调查[44]和内蒙古赤峰半支箭河考古调查[45]等项目中都有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参与。这些研究均与区域性的聚落调查结合,可以说是地理信息系统的宏观运用,其最终结果虽然还没有全面公布,但已经显示出地理信息系统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诱人前景。 我们的分析关注的是一个聚落内部遗物的分布,是对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的新尝试,可称微观应用,使用的数字化软件为Cartalinx[46],分析软件为Arcview。操作程序大致是1)将遗址平面图扫描并转化成特定格式做为数字化的底图;2)在Cartalinx界面中以鼠标描绘每一座房址,将其数字化,Cartalinx会自动生成一个表格,每个房址占有一行;3)在表格中设定各列的内容,并填写。我们设定的内容有房址的面积、遗物总数、陶器总数、石器总数、骨器和骨骼总数、各类陶器包括罐[47]、鼎、杯、盖、壶、拍、纺轮、瓮[48]等的总数、石器种类、骨器或骨骼的种类等;4)将数字化的房址和对应的表格转化为适用于Arcview的格式;5)在Arcview中生成各种表示遗物在房址中分布情况的示意图。我们选择按遗物数量将房址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用白、灰、黑色表示,遗物最多者为一级,用黑色表示。js77888金莎官网 6图三 尉迟寺遗址房屋陶器分布图 从陶器分布图上可以看出:一、二级房屋作为一个整体在各单元中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除F76单元和残破的F40单元外,每单元都有二级或一级房屋,而且含3间以上房屋的单元多有2间,含3间以下房屋的单元多有1间。但图上也清楚地反映出同单元内各房屋间等级差别明显,绝大多数单元内,器物集中在一两个房间。如上所述,这种集中摆放不一定是房屋使用时期的情况,而很可能是在废弃时发生的,正如有学者所述,或许与宴饮仪式有关[49]。但废弃时之所以把器物摆放在某一房间内,说明了该房间的重要性要超过同单元的其它房间。也就是说,在一个扩展家庭内,有的核心家庭的地位可能要超过其它核心家庭。通过对各房屋单元陶器数量的统计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各扩展家庭之间关系的线索。

人均居住面积

伊朗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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