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方法js77888金莎官网

作者: 公司简介  发布:2019-10-21

js77888金莎官网,关键词:新砦遗址 聚落考古 大型遗址KEY WORDS:Xinzhai sit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large-sized siteABSTRACT: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includes studies of single settlements,settlement groups and the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s, of which the first subject is the basis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The practice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on the Xinzhai site indicates that this type ofresearch on large-sized sites requires a definite periodization of given sites, and, on this basis, setting upthe concept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and formulating a realistic technical process, which includes collecting related literal and pictorial data, carrying out ground prospecting and making reconnaissance ofsettlement groups, finding out the central area and important buildings of the sites, and establishing cooperation with related disciplines. 聚落考古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单个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以及聚落演变过程等方面的研究[1]。其中,对单个聚落遗址的研究是从事聚落研究的基础。我国考古学界早在20世纪50~70年代就开始对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史前遗址进行大面积乃至全面性的揭露,从而积累了不少单个遗址聚落考古的经验[2]。不过,这些大都是规模较小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至于如何在面积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上开展聚落考古,急需在田野考古的具体实践当中不断地加以探索和总结。本文欲结合近年来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聚落考古实践,就上述问题谈一点体会。一、树立聚落考古意识并制定聚落考古技术路线 自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作为该工程预研究的子课题之一,新砦遗址田野工作及研究的重点从文化谱系转移到聚落布局研究上来。在此之前,新砦遗址仅发掘了数百平方米,且发掘相对集中于同一地点,对聚落布局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何开展新砦遗址的聚落布局研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树立聚落考古意识,时刻以聚落整体为观察、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二是制定一套不同于谱系研究的技术路线。鉴于新砦遗址面积大,各处堆积情况复杂,我们制定的技术路线是:第一,查阅和搜集相关文献和图像资料;第二,开展地面详细踏查;第三,在地面踏查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区域进行必要的钻探和物探;第四,在钻探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部位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第五,联合其他学科共同研究新砦聚落的环境背景、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二、文化分期是开展聚落考古的基础 分期是从事聚落考古的基础。离开分期谈聚落形态,就会将不同时期的遗迹混在一起。新砦遗址像中原地区许多史前遗址一样,是一处多层堆积的原始文化遗址。在这样的遗址上做聚落考古首先要搞清楚遗址的文化分期。 关于新砦遗址的分期,首次试掘的简报将主体遗存分为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两大期[3]。 1999年,我们在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后把主体遗存划分为二期三段,即第一期为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期为新砦期。而第二期又可细分为早晚两段[4]。2000年扩大发掘面积,清理出大量的窖穴、灰坑,并修复较多的陶器,尤其是找到了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叠压新砦第二期的地层关系。这样,经1999年和2000年两次发掘,我们将遗址主体遗存分为三期,即第一期为王湾三期文化,第二期为新砦期遗存,第三期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其中,每期皆可以细分为早晚两段[5]。 新砦遗址第一期文化,即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也称王湾三期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豫西类型),所出灰坑平面形状以圆形为主,常见袋状坑。陶器以深腹罐、碗、小口高领瓮为主,另有圈足盘、鬶、豆、杯、平底盆、乳状足鼎等。陶器器壁较薄,火候较高。罐类口沿多方唇,有的唇沿施一周凹槽。纹饰以篮纹、方格纹为主,方格纹和绳纹的印痕十分清晰。第一期遗存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050~前1900年。 第二期即所谓的“新砦期”,灰坑以圆形居多,坑壁多为直壁,袋状坑减少。陶器器壁增厚,纹饰仍以篮纹和方格纹为主,但印痕变得草率。陶器组合仍以罐类占据一半以上,其次是碗,这与龙山文化相近。但出现了大批器盖,夹砂罐和鼎的唇部多为尖圆唇,鼎、罐和缸的口部开始流行子母口作风。不少器类的形制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演变序列之间,呈现出过渡色彩,如鼎、深腹罐、钵、豆、甑等。第二期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850~前1750年。 第三期出现不少二里头文化常见的花边罐和菌状钮器盖等二里头文化标型器。陶器纹饰也以绳纹为主,方格纹少见。其绝对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相当。 具体到每一期,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早晚两段。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新砦遗址主体遗存从龙山文化晚期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早期,可划分出前后延续的三期六段。其中,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遍布遗址各区,遗迹众多,单个遗迹的规模大,地层堆积也十分丰厚,地面散布的陶片随处可见,应是新砦遗址最繁荣的时期。第一期遗存与第二期相比,稍显逊色。第三期遗存几乎不见灰坑等遗迹,只在局部区域零星分布。 因此,结合分期结果可看出新砦聚落发展大势为:第一期,聚落出现之后不久即发展到相当到规模;第二期尤其是晚段,聚落最为繁荣;第三期,聚落急剧衰落。三、探索聚落布局的步骤和方法 文化分期的建立为探索聚落的整体演变建立了基础,但具体到对各期聚落布局的探索,需在分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果是小型聚落,不妨采取全面揭露的办法。但是,面对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揭露。在探索新砦聚落布局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如下的步骤。 收集影像资料 聚落考古的首要内容之一是把握聚落遗址的地理环境和地貌状况,对聚落所处背景有所了解。新砦课题组在实地踏查之前,即先行收集该遗址的各种影像资料。 在探索新砦聚落布局之初,我们先后收集到新砦遗址1957年、1972年、1988年和1999年等不同年份的卫星航拍影像资料。不仅直观地了解到遗址在最近几十年的变迁脉络,而且注意到遗址所在区域地处双洎河的北岸,内有两条黄土冲沟穿过遗址。其中,穿越遗址中部的黄土冲沟名为苏沟,自西向东流。沟南为梁家台村,沟北为苏沟村,沟东端最深处距地表为十余米。贯穿遗址东北部的黄土冲沟名为煤土沟,自西北流向东南。该沟最终汇入双洎河故道,其东南端深与苏沟相当。该沟西为苏沟村,沟东南为煤土沟村。双洎河故道为半圆形,自西南转向北再流向东南,深距地表约20米,将东湾村包围起来,使之成为孤岛状。js77888金莎官网 1 从更大的空间观察,新砦遗址所在的地貌系嵩山南麓向华北大平原过渡的山前平原地带。新砦遗址位于双洎河北岸,其东西2公里外分别为圣寿溪水和武定河两条自然溪流,北为无阻隔的平地。其地貌特点为三面临水,仅北边有陆路与外界相通。从防御的角度观察,东、西、南均可以凭借自然河流作为屏障,惟有北边当修筑防御工事。这些影像无疑为寻找新砦遗址聚落防御设施提供了直观的背景资料。 绘制遗址平面图 利用现有的影像资料,借助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迅速、准确地制作大比例尺的遗址地形图。新砦遗址1∶2000的地形图,就是由专业人员依照1999年的航片资料和测绘机构所测绘的1∶10000的地形图通过相关软件在计算机上制作完成的。其步骤是:首先,收集航片和大比例地图;其次,邀请制图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实地核实图像资料;第三,在现场与田野考古人员一起选择和确定坐标点;最后,运用计算机技术整合成图。其中的关键点是要把图纸上标出的坐标点与地面标示的坐标点相对应。我们的经验是,为了方便在各个部位测图,除基点外。应尽可能多设分坐标点。在新砦遗址测图时,我们在遗址内共选出70个分坐标点,分散在遗址各处,为日后测量、标示各个探方相对位置和大型遗迹的范围、走向提供了多个参照点。运用这种方法测图,只需数日即可完成。如果按照以往的方法,邀请考古专业测绘人员到遗址实地测绘新砦遗址1:2000的地形图,因该遗址面积大、障碍物众多,不仅至少需要一二个月,而且测出的效果也未必令人满意。 核实聚落范围 新砦遗址内部现被两条黄土冲沟(“煤土沟”和“苏沟”)和双洎河故道切割为四大块,整个遗址保存现状显得支离破碎。但据被邀请到现场的地质学家考察,在黄土地带,遇到暴雨天气很容易冲出像煤土沟和苏沟那样的黄土冲沟。根据现有冲沟和河流故道的特征判断,这两条冲沟和双洎河故道出现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换言之,在新砦遗址主体遗存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阶段,这里可能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型聚落,而非今日呈现的相互分割的四个小村落。 那么,这个原来连成一片的聚落究竟有多大面积呢?2002年春,我们以有无文化层为依据,采用观察现存地层剖面和钻探地下文化层相结合的方法,确认遗址重点范围大体为:北边在今苏沟村以北10~20米处,东至煤土沟村东南约350米,南到东湾村的中部,西到梁家台村以西30~50米,合计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如果计入外壕与内壕之间的区域,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左右。 核定遗址各区的共时性 中原地区相当多的大型聚落遗址往往位于当今村落的下面,因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原因,多被冲沟或现代道路分割为若干区域。在大体明确遗址范围以后,接着需要解决的是遗址内各区究竟是大体同时的还是前后相继的。此前,地方文物工作者曾根据新砦遗址现存格局和地面陶片的时代特征把今苏沟村和梁家台村所叠压的古代遗址定为两处遗址[6]。至于煤土沟和东湾村则一直没有做工作。 这四个自然村所叠压的古代文化遗存究竟是否是四个小聚落呢? 2002年秋季,我们分别在煤土沟、东湾、梁家台村西南部,开探沟若干条,以核定遗址各区的共时性。发掘结果表明,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这一发掘结果与地质学家的判断不谋而合,进一步表明新砦遗址有可能是由各区连接在一起的一处大型聚落遗址。 需要说明的是聚落考古的共时性不易做过于精细的理解,而是有一定的时间范围。这里所讲的共时只能细化到考古学分期中的“段”的层面,至于更细致的时间刻度,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在新砦的着眼点是只要划分出考古学分期中的分段,观察出各区域都经历了相同的时段,即可认为各区域可能为同步发展的同一聚落的若干区域而不是相互独立的若干聚落。 寻找遗址的中心区和重要建筑 在确定了新砦遗址很可能为一处大型聚落之后,新问题是遗址的中心区在哪里?遗址中心区的标志应该是大型建筑,那么,新砦遗址有没有大型建筑?为解决这些难题,接着开展仔细的徒步踏查和钻探。 地面踏查的重点首先是暴露在遗址沟沿、田埂之上的遗迹现象。我们先后对煤土沟、苏沟和双洎河故道两侧断壁进行反复的实地踏查。结果发现,煤土沟北侧断崖上面,几乎不见任何遗迹,南侧的断崖靠近东端有文化层。苏沟南壁暴露有大段的沟内堆积土层(后证明为内壕之北段),北壁西部有一处明显为沟状堆积(后证明为西城墙及壕沟),其余地段局部有沟内堆积层,个别地段显示有文化层和灰坑。双洎河故道所在断崖,现有约20米的高差。在梁家台东台地以东的西断崖上暴露有沟状堆积文化层(后证明为内壕之东段)、灰坑和文化层,在今东湾村即D区的北边部分断崖上暴露有新砦第二期的文化层。 通过地面踏查,认识到苏沟以南的A区最值得注意。这里不仅是遗址海拔最高、视野最开阔的地带,而且在它的东面和北面都有沟状堆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联想到1999年和2000年度的发掘结果,这里出土有具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兽面纹和龙纹图案以及铜器残片等高规格遗物,说明此处很可能是遗址的重要区域即聚落中心区。而且从遗迹规格看,此处亦非普通居民区。如这里的灰坑形制规整、容积颇大。 当我们把A区东北高台地初步判断为遗址的中心区之后,即对该区域实施钻探。因A区东北高地的范围也相当大,当时的钻探方案是先疏后密,即先以20米×20米的行距和孔距钻探,将整个东台地粗略地钻探一遍。当时从台地最高处开始,从南向北成行钻探。钻探数行之后发现,靠近高台地北部的一片区域,很少发现灰坑,显得相当“纯净”。至此,在这一块区域加密探孔的行距和孔距(大部分为5米×5米,局部为2米×2米),加密钻探的结果印证这里的确为一大片相当纯净的地层堆积,很可能存在连成一片的大型遗迹。此外,在这一片区域内还钻探出2座大型墓葬。 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 2002年秋决定在这里布方进行发掘。为了便于从大范围把握可能存在的大型遗迹,首次布下10米×10米探方5个, 5米×10米探方1个,这6个探方连在一起的发掘区覆盖了2座大墓和一大片“纯净”土。发掘工作开始不久就查明钻探出来的大墓是2座东周墓葬(墓内出土了陶壶和铁器碎块)。不过在这2座墓葬的东西壁上均暴露出属于同一遗迹的“南壁”。从大墓的东壁上可看到,该“墙壁”被二里头文化层叠压、同时又打破了新砦期的灰坑和文化层。这一看似偶然发现的现象成为我们追踪大型遗迹的重要线索。其后,我们根据这一线索一边向东连续扩方,以追寻其向东延展的情况,一边向北扩方,意在寻找与这一大型遗迹“南壁”相对应的“北壁”。在确认南北两壁平行向东西方向延展之后,决定进行全面揭露。经2003年和2004年的发掘及2005年春季的解剖,目前已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新砦期晚段的多次使用的大型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其东西现存长92·6米,主体部分南北宽14·5米。该建筑西边已遭农田破坏,东边被近代扰土层破坏,只在南北两边保存垫土层,据此可以大体推断出东边的位置。建筑平面总体呈把刀形,方向为86度,惟东端向南内收2·4米。 至于其性质或许与“ ”或“坎”之类的活动场所有关[7]。在其附近,已经钻探出其他建筑基址。因此,不排除该区域另有其他重要建筑的可能性。至此,不仅找到了新砦聚落的中心区,而且也找到了大型浅穴式建筑遗迹。 寻找壕沟和城墙 既然新砦遗址是一处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聚落遗址,就应该考虑它有没有城墙或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以保卫中心区。 如何寻找城墙和壕沟呢?新砦遗址现在的地表已无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只能在地下寻找。为此,我们确立物探与钻探相结合的地下勘察方法,从遗址的边缘开始探察,一旦发现诸如壕沟或硬土立即向两端予以跟踪探察。 勘探时从遗址最明显的边缘地带入手。如果说核定遗址范围时,钻探的方向是从遗址中央向遗址外围呈放射状行进的话,此时正好相反,采取从遗址的外围向遗址内部的方向实施钻探。如果遗址周边的确有壕沟或城墙,这种遗迹的堆积与生土层区别明显,容易辨认。按照这一设想,我们将第一条钻探路线选在遗址边缘最清楚的现代苏沟村北边,从北向南实施钻探。 2003年春,实施上述钻探方案不久,就在苏沟村北边发现了宽数十米、深六七米的壕沟。从苏沟村北边开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继续钻探。遇到壕沟中断时,考虑是否遇到壕沟转弯或缺口,随时调整钻探路线,最终将紧靠遗址边缘的北、西、东三面壕沟全部钻探出来。南面不见壕沟,或许原本即以双洎河为天堑。三面壕沟加上双洎河将整个遗址封闭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壕的中间部位有一缺口,南北宽30多米,该缺口差不多正对遗址西南部大型建筑所在的方向,而且大型浅穴式建筑的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西方向延展,或许西壕上的这一缺口就是通往聚落外面的门道。 在三面环壕发现之后,按照同样的方法,相继找出了外壕和内壕。 外壕位于新砦北环壕220米以外,系一条人工与自然冲沟相结合的壕沟。东西长1500、南北宽6~14、深3~4米。自西向东有三处缺口,或许是三处供出入的通道所在。外壕只见于遗址北部是因地貌条件造成的。如前所述,新砦遗址南临双洎河,西有武定河、东有圣寿溪河,只有北边与陆地相通,故在北边另设置外壕以加强新砦遗址的防御,外壕应是新砦城址北边的第一道防线。 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与南边的双洎河一起,围绕着遗址的西南部即遗址的中心区。其中,北内壕东西长约300米,东、西内壕的南部均遭破坏,长度不明。保守计算内壕内的面积应在6万平方米以上。西内壕中部有缺口,应为通往遗址中心区的第二道出入门。 壕沟的平面分布状况清楚以后,即着手通过探沟解剖北壕沟和东壕沟,以解决壕沟的年代。经解剖,壕沟内部堆积复杂,可分20多层,大多呈倾斜堆积。其中,靠近底部的10多层内的包含物年代为龙山文化和新砦期,最上面的若干层包含物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令人费解的是壕沟内的填土尤其是靠近壕沟内侧的填土纯净、紧密,呈黄灰色,与沟内靠近外侧的灰褐土判然有别。 城墙通常据壕沟不远,新砦遗址有了壕沟,会不会有城墙呢?已经确认的围绕遗址边缘分布的壕沟宽而深,联想到壕沟内的填土硬且纯净,不像壕沟内的淤土而像城墙上的夯土。 2003年秋季,我们通过在煤土沟村东和梁家台村西共4条探沟的发掘,在东、东北和西围壕内侧确认了新砦遗址的城墙[8]。 开展聚落群调查 在找到新砦城址的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后,凸现的问题是该城址在新砦期聚落群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是否是同期聚落中最大的一处?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开展聚落群的调查工作。 为此,我们于2004年春开始了调查的第一步:查阅相关材料,初步明确出新砦期聚落群的范围。目前,大体可以肯定:新砦期聚落主要分布在嵩山的东南部地区。在今嵩山以东的郑州市,嵩山东南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嵩山西北的巩义市均发现有新砦期遗址。但是,新砦期聚落群的范围似乎北不过黄河、西南不到禹州市。就聚落规模而言,在现有的新砦期聚落中,还没有发现比新砦城址更大规模的遗址。 比新砦期更早的龙山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和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态势及各期之间的演变,也是我们将要调查的内容。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裴李岗文化遗址多集中在台地上,遗址之间的地带较大,整个聚落群呈散点状分布;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河流较高阶地上,整个聚落群呈线状分布;龙山文化遗址在靠近河流的较低的河流阶地上向远离河流的地带发展,从而使整个聚落群呈团状分布。而新砦期聚落与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特点相同。 比新砦期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稀少,这是工作原因,还是随着聚落中心的转移出现的变化,有待进一步调查。四、相关学科在聚落考古中的作用 当今相关学科对考古学研究的渗透越来越全面和深入,聚落考古也不例外。相关学科技术在聚落考古中的运用,已经成为聚落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砦聚落考古过程中吸收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多学科专家参加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聚落演变的背景和原因,而且有的工作已经成为聚落考古本身的研究内容。 在调查新砦壕沟和城墙时,我们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的专业人员,在钻探出相关线索的基础上,使用物探技术对重点区域进行勘察。虽然目前物探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不能取代钻探技术。但在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当中,这一技术为我们判别地下遗迹的性质和城墙走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关于环境背景,根据孢粉组合、氧碳同位素、化学组分和有机组分等多项古气候代用指标的分析,可以得知新砦第一期为温和较干燥气候,植物以蒿属为主,禾本科和藜属次之,有少数松属和阔叶落叶树,属于生长有稀疏松树和落叶阔叶树的暖温带草原植被。因气候较干燥,河水量不大,洪水对人类的威胁不大。第二期开始变为温和干燥的气候,植物以蒿属为主,禾本科和藜属次之,属于生长有稀疏松树和落叶阔叶树的暖温带草原植被。后来,发展成为温暖湿润—温暖较湿润气候,植物以蒿属为主,禾本科和藜属次之,生长有较多松属和阔叶落叶树种,并有较多湿生水生草本和蕨类,属于暖温带森林草原植被。新砦第二期气候的显著变湿有可能导致大洪水的爆发。到了第三期,气候转向温和干燥,出现生长有稀疏落叶阔叶树的暖温带草原环境。由于气候变干,河水水量减少。 关于农业,通过浮选植物遗骸、观察生产工具种类和统计农作物的种类与比重来了解。1999~2000年发掘期间,我们在现场自己制作浮选机械,并把浮选出的植物遗骸由专家予以鉴定。鉴定时不仅观察植物遗骸的外形,而且根据遗骸的种脐判断其种属,增加了鉴定的准确度。对浮选物种类,不仅统计绝对数量,也统计出土频率。结合环境背景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新砦第一期为温和较干燥气候,有稻作农业,但采集经济占有相当比重。第二期发展成为温暖湿润—温暖较湿润气候,属于暖温带森林草原植被,稻作农业更为发达。第三期气候转向温和干燥,雨量减少,农业生产方式有可能向旱作农业转变。 对人骨的同位素分析结果也颇有意义。通过对遗址中心区的6具新砦期晚段的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他们的饮食多以小米等C4类食物为主。这些人骨均出自平民墓,无随葬品。在新砦第二期晚段农业以水稻为主的情况下,这些平民只能吃粗粮,饮食来源并不稳定。但在遗址的中心区却出有玉器、红铜器、刻画精美龙形图案的陶礼器等珍贵遗物。这表明在聚落的中心区,一方面平民们靠粗粮和野菜糊口,另一方面一些特权人物却过着奢华富足的生活。看来新砦第二期聚落既是繁荣的中心聚落,也是一个充满着贫富分化色彩的聚落。 除了上述工作,新砦聚落考古也注重对古耕地的研究及石器岩性分析等,这些工作为全面了解新砦聚落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总之,我们在新砦聚落考古的探索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从事大型遗址聚落考古研究必须树立聚落考古课题意识,无论是课题选题、技术路线的设计、实地工作过程等各个环节都必须牢固树立聚落考古的理念,才有可能不断取得大型遗址聚落考古的新进展。注释[ 1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 2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5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6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考古》2006年第1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见本刊本期。(赵青春,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文原发表于《考古》,2009年第2期)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2]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3期。[3] 张雪莲等:“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1720年”,见《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8期第88页。[4] 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1期。[5] 张雪莲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8期第88页。[6]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第8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7] 李维明:《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1日。程平山:《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8]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方酉生:《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来自新砦期”的困惑》,《东南文化》2002年 9期。[9] 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见《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文化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0] 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年2期。[11] 庞晓霞、高江涛:《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1期。[12]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1期;[13] 顾万发:《“新砦期”研究》,《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14] 赵芝荃:《夏代前期夏代文化综论》,《考古学报》2003年4期。[15]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16] 蔡全法:《新砦期与启都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现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会议论文。[17] 赵芝荃先生曾经估计新砦期的年代有可能达到公元前2000年,见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郑杰祥主编《夏文化论集》第384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8] 测年专家的意见本来是说:“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见仇士华等:《有关‘夏文化’的谈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的10期),显然,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是说其实际年代只能比公元前1900年要晚,究竟晚多少年,是几十年还是一、二百年,从理论上说都是可能的。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见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以来,不少学者把二里头一期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理解为始于公元前1900年。[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2期。作者:赵春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及夏商考古。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2009年适逢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30年来,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多学科合作方面均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展望未来,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和各方面深入研究。 本人有幸作为新砦遗址研究的直接参与者之一,在此对新砦遗址研究的历程做一简单的回顾并对今后的工作重点谈些不成熟的想法。一、文化谱系研究 1,“新砦期”的提出 1975年,在临汝煤山遗址发掘中,发现了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归入二里头文化。 1979年,经过豫东和豫中地区广泛调查之后,赵芝荃先生试掘了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了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遗存,1983年,赵芝荃先生正式命名为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归入二里头文化系统当中,作为二里头文化最早的一期,即比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还要早,有时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简称“新砦期”。但是有关新砦期的材料最典型的只有新砦遗址一处,而且,后来发掘证明的确有把个别本属于二里头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的器物归入到新砦期当中,作为新砦期的典型标本,这更加重了人们对新砦期的怀疑,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实际上认为发掘者把不同年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了。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对新砦期持肯定态度,惜未展开正面论述,不承认新砦期的存在系学术界当时的主流意见。 2,“新砦期”的确认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有关“新砦期”的话题被重新提起。如果在二里头一期之前还有一期即“新砦期”的话,二里头遗址的上限就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这涉及到二里头文化的一期时是不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问题,于是,工程办公室决定增设新砦遗址分期研究最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子课题之一,对新砦遗址重新进行发掘,厘定那里到底有无新砦期。1999年重新发掘的结果表明,新砦遗址的主体文化内涵分龙山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三种遗存,新砦期作为早于二里头文化、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是存在的[1],当然,新砦期的范围有多大?其器物组合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相比,有何不同?单凭1999年的发掘材料,不够充分,于是2000年再次发掘,而且找到了二里头早期文化层直接叠压新砦期的地层证据,出土器物群也相当丰富,从器物形制演变逻辑关系上也可以看出[2],新砦期的陶器形制介于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早期同类陶器之间,以后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3],新砦期得到了确认[4]。 以前,有关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上下限与夏文化年代的上下限早晚相对应的学术观点颇为流行,可是,新砦期的存在却打破了这一说法,二里头一期显然不是夏文化的上限。新一轮的测年数据表明,“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5],根本到不了史载夏文化的上限,更不用说二里头文化了。比新砦期年代还要晚的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夏代中期以后的夏代晚期遗存,这些观点对于夏文化的探索,无疑等于投掷了一枚炸弹,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少数学者或无视新砦遗址发掘的新材料,仍然否认新砦期的存在[6],或虽看到了新材料,仍然固守旧观点,对新砦期的存在疑虑重重[7]。但是,新砦期的存在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8]。 3,关于“新砦期”的新认识 新砦遗址的再发掘,证实新砦遗址的古文化主体遗存分为三大阶段,或曰三期,即第一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也有人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或叫“王湾三期文化”,第三期,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应该是新砦期文化,因此,所谓的新砦期并非指新砦遗址所有的主体遗存带有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风格,而是指,在遗址的第一、第三期遗存之间,还有一期过渡形态的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才是新砦期,其余的、早于它的属于龙山文化,晚于它的属于二里头文化,均不是新砦期的内容[9]。换言之,即使在新砦遗址内也有特定的内涵,也不是所有的遗存都是新砦期的。如果这样理解新砦期,新砦期自然是存在的,那种认为整个新砦遗址所出的史前文化遗存都是新砦期的观点也是不适当的。 4,“新砦文化”和“新砦二期文化”的提出 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杜金鹏主张把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新砦期合并起来,称之为“新砦文化”[10](我们看来这是把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尾和头捏合在一起,详后),他的这一提法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11]。李维明先生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早段,可称为二里头一期“新砦型”[12],顾万发主张把新砦期这类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可称之为新砦文化亚态,将新砦期早段称为新砦期较为合适,新砦期晚段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同时[13],赵芝荃坚持新砦期早于二里头一期,并提出新砦期文化源于河南龙山中期文化,发展成为二里头一期文化[14]。 我们通过自1999年以来对新砦遗址重新发掘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地层关系和类型学研究,提出所谓的新砦期实际上是指以新砦遗址第2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它既不便归入龙山文化,也不便归入二里头文化,而是介于从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古文化遗存,新砦期主要分布在嵩山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一期东半部及其东南,不像原来推测的那样广泛。自身具有一群特征鲜明的文化以及和遗物,分布在一定地域,从而提出“新砦二期文化”的命名[15],如果只是笼统地提出“新砦期”,不将第一期或第三期的内容分开来谈,就会混淆它们与第二期的区别。正如所谓“新砦文化”有学者就主张把二里头文化一期和原定的新砦期合并,这实际是是把两个考古学文化的首尾两端拼成一个考古学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新砦二期文化”的提法已经开始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16]。 5,“新砦期”的绝对年代的认定 新砦遗址第二期出土木炭经首批14C年代测定的6个数据。其中,第二期早段的绝对年代数据大多落在公元前1880~前1770年之间,新砦遗址第二期晚段的测年数据,除两个偏晚外,其余大多落在公元前1770~前1730年之间。据此,我们认为新砦二期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1850~1750年之间,它大体经历了100年左右的历程。 关于新砦期绝对年代的测年结果,却出乎预料的晚[17]。新砦期的这些测年数据的上限,比相当长时期内流行的二里头文化上限为公元前1900年的年代的说法还要晚。为了验证测年的可靠性,曾经把在国内测过的若干样品拿到维也纳重新测定,其结果与国内的测年结果基本相符合。那么,现在的测年结果怎么与以往的测年结果相比要晚呢? 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把二里头一期绝对年代的上限估计为公元前1900年,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所示年代范围的上限当作二里头一期的始年了[18]。那么,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究竟是多少呢?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新方法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结果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即接近新砦期的下限,正好与新砦期相衔接,这说明原来测定的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是粗线条的,采用系列样品法拟合之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就可以更加细化,这样看来,不仅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新砦期也不会是最早的夏文化。如果要追寻早期夏文化就必须到比新砦二期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这无疑给探索早期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形成搭建了新的支点。二、聚落形态研究 2002年以前,新砦遗址工作的重点是建立文化谱系。自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作为该工程预研究的子课题之一,新砦遗址田野工作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聚落布局研究上来。取得的重要收获有。 1,遗址范围的核定 新砦遗址内部现被两条黄土冲沟(“煤土沟”和“苏沟”)和双洎河故道切割为四大块,这样的地势使得整个遗址显得支离破碎。但据被邀请到现场考察的地质学家讲,在黄土地带,遇到暴雨天气很容易冲出像煤土沟和苏沟那样的黄土冲沟。因此,在新砦遗址主体遗存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阶段,不能排除这里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型聚落的可能性。2002年春,我们以有无文化层为依据,采用观察现存地层剖面和钻探地下文化层相结合的方法,确认遗址范围大体为:北边在今苏沟村以北约10~20米处,东至煤土沟村东南约350米,南到东湾村的中部,西到梁家台村以西30~50米,合计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如果计入外壕与内壕之间的区域范围,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仅从地质学上加以推测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在遗址范围内部的各个主要发布区分别布方或探沟发掘,结果表明各个区域大体经过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二期早段——新砦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早段等时期,各区域基本保持同步发展,可见遗址范围内的各区,很有可能同属一个大型聚落遗址。 2,城墙与壕沟的发现 既然遗址是一个大型遗址,那么,它有没有防御设施呢?我们知道在比新砦二期为早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一个城堡林立的时代,在比新砦二期为晚的郑州大师姑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因此,按道理讲,在新砦二期也不能排除发现城址的可能性,具体到新砦遗址本身,究竟有没有城墙壕沟之类的设施呢?如何寻找城墙和壕沟呢?新砦遗址现在的地表已无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只能在地下寻找。为此,确立物探与钻探相结合的地下勘察方法,从遗址的边缘开始探察,在钻探现场将钻探路线与遗址边缘呈十字形排列探孔,把第一个探孔设在遗址边沿外围,然后,一字排开,向遗址内部深入。按照这一设想,我们将第一条钻探路线选在遗址边缘最清楚的现代苏沟村北边,从北向南钻探。 2003年春,实施上述钻探方案不久,就在苏沟村北边发现了宽数十米、深6、7米的壕沟,从苏沟村北边开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继续顺藤摸瓜地钻探,遇到壕沟中断时,考虑是否遇到了壕沟转弯或缺口,随时调整钻探路线,最终把紧贴遗址边缘的北、西、东三面壕沟全部钻探出来了。南面不见壕沟,或许原本即以双洎河为天堑。三面壕沟加上双洎河将整个遗址封闭起来,壕沟圈占的面积约70万平方米。在三面环壕发现之后,按照同样的工作方法,相继找出了外壕和内壕。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与南边的双洎河一起,围绕着遗址的西南部即遗址的中心区。其中,北内壕东西长约300米,东、西内壕的南部均遭破坏,长度不明。保守计算内壕所圈占的面积当在6万平方米以上。壕沟的平面分布状况清楚以后,即着手在北壕沟和东壕沟上解剖探沟,以解决壕沟的年代。解剖后得知,这条壕沟内部堆积复杂,可分20多层堆积,大多呈倾斜堆积。其中,靠近底部的10多层内的包含物年代为龙山文化和新砦期,最上面的若干层包含物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令人费解的是壕沟内的填土尤其是靠近壕沟内侧的填土纯净、紧密,呈黄灰色,与沟内靠近外侧的灰褐土判然有别。 城墙通常据壕沟不远,新砦遗址有了壕沟,会不会有城墙呢?已经确认的围绕遗址边缘分布的壕沟又宽又深,联想到壕沟内的填土又硬又净,不像壕沟内的淤土倒像城墙上的夯土。 2003年秋季,我们通过在煤土沟村和梁家台西共三条探沟的发掘,终于在东、东北和西围壕内侧确认了新砦遗址的城墙。原来城墙用的夯土就是上半年使我们困惑不解的沟内的黄灰土,是以原来一条自然河沟的内坡修建的,墙下即为护城河。使用一段之后,第一期的城墙坍塌,第一期的壕沟内底部开始淤土,到了新砦第二期,把第一期的壕沟填平、夯实,在其上面夯打起城墙,城墙外侧另行开挖出第二期的壕沟。再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新砦第二期的城墙连同第二期墙外的壕沟都被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壕沟冲塌。总体来看,城墙及护城河有一个不断外扩的过程。我们先后在东城墙、东北城墙、北城墙和西城墙分别开挖了6条探沟,探沟内的地层堆积状况基本相同,均呈现第一期的城墙和壕沟被第二期的城墙和壕沟打破,而第二期的城墙和壕沟又被第三期壕沟所打破的堆积状况。这充分说明这些现象绝不是偶然的重复,而是人为所致。至此,新砦遗址的城墙和壕沟终于被找到了。 3,大型浅穴式建筑的发现 新砦遗址的城墙和壕沟寻找到之后,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大型建筑基址上来。面积如此之广,有带有三重防御设施的聚落。绝不会是普通聚落,应该是一处中心聚落,这种聚落很可能会建造有大型的建筑,那么,新砦遗址的大型建筑在哪里呢? 我们注意到,位于现梁家台村以东的搞台地是整个遗址海拔最高、视野最开阔的地带。它的东面和北面都有沟状堆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联想到1999和2000年度的发掘结果,这里已经出土有类似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和龙纹图案以及铜器残片等高规格遗物,说明此处很可能是遗址的重要区域即聚落中心区。此外,这里的灰坑,形制规整,容积颇大,从遗迹规格看,此处亦非普通居民区。后经钻探,得知这里的确为一大片相当干净的地层堆积,很可能存在连成一片的大型遗迹。后经2003和2004年的持续发掘及2005春季的解剖,目前已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新砦期晚段的多次使用的大型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东西现存长92.6米、主体部分南北宽14.5米,平面总体呈刀形,方向为东偏北40,唯东端向南内收2.4米。结合文献记载其性质或许与“墠”或“坎”之类的活动场所有关[19]。 4,聚落群的初步调查 在新砦城址的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找到以后,凸现的问题是该城址在新砦期聚落群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是同时期聚落当中最大的一处吗?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开展聚落群的调查工作。 为此,我们于2004春已经开始了春季调查的第一步:查阅以往相关材料,初步画出新砦期聚落群的范围。目前,大体可以肯定:新砦期聚落的发布大势为以嵩山为中心,大体发布在嵩山周围的东南部地区。在今嵩山以东的郑州市,嵩山东南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嵩山西北的巩义市均发现有新砦期遗址。但是,新砦期聚落群的范围似乎北不过黄河、西南到不了禹州市。就聚落规模而言,在现有的新砦期聚落当中,还没有发现比新砦城址更大规模的聚落遗址。 2008~2009年,经过近两年的实地踏查,我们对新砦遗址所在的溱洧流域进行细致的地面调查并辅之以钻探核实遗址面积。初步认识是,该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于此,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较发达的农业,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得到较快的发展,仰韶文化后期,聚落分化明显加剧,到了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址,至新砦二期终于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原始城堡,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似乎迁往它处,至东周时期再度繁荣。三、多学科合作在新砦考古中的应用 在新砦遗址新一轮的发掘调查研究当中,我们十分重视多学科合作的应用。多学科合作贯穿研究的各个环节,如我们利用现有的影像资料,借助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迅速、准确地制作遗址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新砦遗址1:2000的地形图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的专业人员依照1999的航片资料和测绘机构测绘的1:10000的地形图通过相关软件在计算机上制作完成的。在寻找城墙和壕沟时,我们积极采用现代物探技术,结合传统的洛阳铲进行勘察。在判断遗址范围时,提取地质学家的意见,在加以考古学证明,此外,还进行了古环境的复原、人类食谱分析、动植物遗存的分析和对出土铜器分析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四、新砦遗址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新砦城址是在嵩山地区发现的又一座史前城址,与王城岗遗址相比,它的年代明显偏晚,即使与东边不远的古城寨城址相比,年代也较晚,可以说,虽然在新砦遗址的第一期晚段已经耸立着城墙,可是,就相对早晚关系而言,它应该是在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废弃之后,才建造起来的,一直沿用到新砦二期,不过,到了新砦二期时城墙和壕沟向外拓宽了。 新砦对二里头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新砦陶器盖的龙纹图案和二里头的绿松石龙首图案非常相似;两个遗址的大型建筑方向都是东偏北方向;两遗址大型浅穴式建筑的位置都是在内城核心区的后部;且器物组合都是以罐类为主等。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的话,新砦遗址很可能是比二里头年代为早的又一座夏代都邑,这对于探索夏王朝的形成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五、新砦考古中今后应加强的几个方面 经过3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不少问题。在文化谱系方面,虽然,目前可以确认新砦二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但是,新砦二期文化因素并非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全部来源,在新砦二期涌现的来自各地的文化因素的流传过程亟待梳理。 在聚落形态方面,目前已经分别在现已发现的城壕以外,见到有新砦期的灰坑和地层,那么,在新砦遗址是否另有更大的防御圈?在中心区,目前只发现了大型浅穴式建筑,在它的南边已经钻探出大量的红烧土遗迹,那么,是否有与之配套的类似宫殿式的建筑?在遗址的外围,有没有公共墓地?有关聚落群的调查,有待整理。 在多学科合作方面,有必要开展陶器成分分析,帮助确认那些带有外地因素的陶器究竟是不是本地制作的。大量出土的石器和玉器的来源在哪里?人类的食谱分析已经做了一些,但是数量太少,应该加大工作量。 目前,我国考古学已经发展到在发掘的同时注意现场保护的阶段。新砦遗址在下阶段的大面积发掘过程中,要更加重视现场保护乃至展示的工作,有可能的话,应该朝筹建遗址博物馆的方向发展。 此外,新砦遗址的田野工作方法,已经做过一些探索,今后,还应该结合实践进一步归纳、总结,以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总之,新砦遗址的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仍有待更多的仁人志士参与、支持新砦遗址研究,使新砦遗址研究再创辉煌,不断做出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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